总第一六八二期；欢迎重视。
赵孟頫（1254-1322） 《致郭右之二帖卷》
此卷凡二帖，名为《应付失宜帖》和《奉别帖》，皆与右之（郭天锡）者。一通写赵孟頫在元朝要员程文海来杭州征召隐逸时对立重重、进退维谷的杂乱心思，以及朋友间在利益对立时他采纳的勇敢心境。另一通写他对朋友经济受困的关心与怜惜，和自己在京城独处的孤单。心境激动，书法写得波涛起伏，跌宕恣肆。两通书札，一通可见其早年师法古人的取向和功力，一通可见他直抒性灵的书道新境。
赵孟頫真迹撒播至今的稀如星凤。他的《与郭右之二帖卷》，是撒播有绪备受学术界重视的名件。明代王惟俭、清代王鸿绪鉴藏并后记于卷末；清代现于广东，经伍元蕙、何昆玉和何瑗玉兄弟、陆心源和陆树声父子递藏；咸丰年间曾刻入伍元蕙的《南雪斋藏真》中，并著录于陆心源的《穰梨馆过眼续录》。近代流入日本，经澄怀堂山本悌二郎、闻名书道家赤羽云庭旧藏，并通过屡次出书与展览。作为研讨赵孟頫生平、来往、书风的重要文献材料，屡次被相关专家所引证。不管从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看，都非常宝贵，极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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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致郭右之二帖卷》辨读文/尹光华
在我国元代，赵孟頫是一个影响最为深广的天才式文人。他是宋皇室后嗣，从小受杰出的文明道德教育。青年年代，就以多方面的学养与才艺受人瞻目，成为“吴兴八俊”之首。“是榜首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士、诗人、音乐家、书法家和画家。”
他的书法，上追晋代，下及唐宋，无不泛澜浸淫，广取博采而自成咱们。其友人元代书家鲜于枢曾说：“子昂篆、隶、正、行、草、颠草，俱为今世榜首。”心服口服地甘居这以后。他的画，亦力纠南宋晚期画坛流弊，建议复古，不落近习，更以书、诗入画，总算风规自具，引领并拓宽了文人画一代新风。别人物、鞍马、走兽、花鸟、兰竹无不精妙，尤以山水画造就最为精深。其画风有三，一变易自董（源）巨（然），并因之影响造就了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元四咱们”；一师承李（成）郭（熙），删繁就简，使之更具文人画疏秀清旷的意趣。弟子唐棣、后进曹云西、朱德润、陆广、姚彦卿等都师事之，与黄、王、倪、吴形成了元代绘画的二大干流。而他的第三种画风，则是远师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近取赵令穰、赵伯驹兄弟的青绿金碧山水，而继之者寥寥，一时几乎可称绝艺。
近代美国学者李铸晋教授曾这样点评赵孟頫：“他的天才，可与艺术界的巨人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鲁本斯混为一谈。”可谓推重之极。
赵孟頫终身勤于书画创造，且一向遭到历代公私藏家的保重保护，著作存世量不算少。但大多已入藏世界各大博物馆中，撒播于民间的寥寥无几。他的《与郭右之二帖》卷，在晚清时曾刻入伍元蕙《南雪斋藏真帖》，并著录于陆心源《穰梨馆过眼续录》及近人张葱玉《木雁斋书画鉴赏记》，一百年前便流入日本，近为我国嘉德世界拍卖有限公司征得，总算一偿心愿，亲见其神采风仪，自谓近年一大快事。
二帖皆纸本，前帖高16.1公分，长74.8公分。行草书三十二行。因首先有“奉别”二字，故著录家皆称之为《奉别帖》。其文为：孟頫再拜，右之二兄坐前：孟頫奉别以来，已复三年矣。夙兴夜寐，无往而不在尘土俗梦间，视故吾已无复存者。但羸得面皮皱折，筋骨衰落罢了。意谓吾右之优游邻居中，峨冠博带，与琴书为友朋，不使一毫尘事芥乎胸臆。静中所得，便可与安期羡门同调。近忽得家下书，知右之因库役事，被扰反常，家事亦大非昔比，今见挈家在苕玉兄处。令人惆怅无已！然时节如此，切不行动吾心，是有命焉。但安时处顺，自可胜之耳。不肖一出之后，骑虎难下。每南望矫首，不觉涕泪之横集。今秋累辈既归，孤苦伶仃在四千里外，仅有一小厮自随，孓然一身，知复何时能够侍教耶？因黄簿便，草草奉状，拜问起居，时中唯善自爱。拜意苕玉兄长及阿嫂，各请善保。不宣。十二月廿九日，孟頫再拜。
《奉别帖》腾跃朴厚，或行或草在赵孟頫书法中极为罕见
后一帖，亦纸本，高16.1公分，长38.8公分，楷行相间。因札中有“此番应付失宜”句，各家著录遂称之为《应付失宜帖》。全文为：孟頫拜覆，右之二兄坐前：孟頫早间承伯正传道尊意，自知叠数干渎为罪。偿还三物已领。但此番应付失宜，遂有远役之忧。即虽见尔辞之，尚不知道得免否？若必远行，将何故处之？忧烦不行言。怎么办，怎么办！外见伯正言及前此王维、兰亭二卷，此乃别人不知兄所以相与之厚。故有此谤。今谨以偿还，使知孟頫亦非为利而然。示入幸也。专此代面。闷中作字，或直爽告。不见罪。孟頫拜覆，二司户位。
《应付失宜帖》内容直见性格，书写应规入矩有至为重要的前史价值与研讨价值。
关于此二札的真伪，从明万历王惟俭，到清初王鸿绪，国初张葱玉及晚近的一些研讨者定见都很一起，未见任何疑议。而关于受信人“右之二兄”，也都一起必定其为元代闻名鉴藏家郭天锡。由于在元代初期，与赵孟頫来往甚密的鉴藏家只要一个字“右之”的郭天锡。惋惜的是，由于史传失记，咱们对郭天锡的行状所知甚微。
徐邦达先生从郭氏藏画的自题及友人跋语中考知他名天锡，字右之，又字祐之，号北山，山西大同人，曾为御史，侨寓杭州，蹴居“甘泉坊”，家有“快雪斋”，保藏法书名画甚夥，与赵孟頫、霍肃、缜密、鲜于枢、高克恭、乔篑成、李珩、邓文原等友善。并活泼于江、浙一带保藏家之间。据台湾学者王德毅等编《元人列传材料索引》所引元代《至顺镇江志》，郭天锡自至元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曾任镇江路判官。但他至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乃至更早，便已呈现在江浙保藏群中。直到至元二十八、九年，他仍在江南久居。了解郭天锡久居江南的阅历，对咱们考证赵孟頫《致郭右之二帖》卷的写作年月极有协助。
今世学者对此卷前一札《奉别帖》书写日期的考定定见相距不远，根本定为赵孟頫自求外放，将赴济南之前夕。而关于《应付失宜帖》，则或定其为至元二十九年之初，或以为此札必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程文海奉旨江南搜访遗佚，‘搜访’到赵氏不得脱节之际所书。”我以为，不管从此札的书写风格包含其落款习气，及其内容泄漏的信息看，后一种定见才是正确的。
研讨者以为，判别书法的创造年代，主要根据是它的书写的阶段性特征。但关于信札而言，有时其叙说的事情及心绪往往是破解问题的要害。赵孟頫《应付失宜帖》尽管未落年款，但它的书写时刻、地址恰恰能够从它的言外之意寻找得出。
此信一最初就说：“孟頫早间承伯正传道尊意，自知叠数干渎为罪。偿还三物已领。”“早间”是南方话，早晨的意思。全句意思是：郭右之请他们一起的熟人伯正在早晨传话并带东西给赵孟頫。赵奉告现已收到，并对自己屡次得罪打扰（干渎）表明抱歉。所说偿还的“三物”，估量是赵孟頫托付郭右之代售的文物。（从缜密《烟云过眼录》可知，元代保藏家沟通、生意藏品非常活泼，易手很快。台北故宫藏赵孟頫《七札册》就有二札谈及“所发去物不审已得脱手未耶？急欲得钞为用”如此）再三的往还，阐明他们的友谊非浅，更阐明他们住地相距不会太远。假如真像有的学者确认此刻赵孟頫正任职北京，那么他就不或许“叠数干渎”再三去打扰郭右之；而郭右之也不或许在“早间”请友人传话并“掷回三物”了。
此信接下去说：“此番应付失宜，遂有远役之忧。即虽见尔辞之，尚不知道得免否？若必欲行，将何故处之？忧烦不行言。”从此段首句“此番应付失宜”看，郭右之是应该知道赵孟頫最近终究遇到了什么麻烦事的。由于假如赵孟頫正在北京，郭、赵二人一南一北远隔数千里，在没有电话电讯的年代，赵孟頫信中仅用“此番应付失宜”几个字来叙说近期发作的一个事情，郭右之一定会摸不着头脑的。光凭这几个字，也证明他们交游亲近，信息互通，有些互相现已知道的事是毋用赘述的。
信末，赵孟頫因伯正的传言，关于外界对他与郭右之二人藏品沟通的某些谴责作了辩解，阐明外人并不知道他与郭右之“相与之厚”，这种沟通并“非为利而然”。当场行将右军兰亭序及王维的一幅画交伯正送还郭天锡。这再一次证明他与郭之间来往的密迩。
以上种种，足以证明赵孟頫其时并不在北京，而是仍闲居在浙江故土。了解这一点，亦了解了这封书札秀美的前期风格及其落款“孟”字上画长下画短的前期特色，对这封书札的书写时刻的判别就有了实在的根底。
赵孟頫的研讨者都知道，他在三十三岁被征赴京之前一向活动于江南一带，从未出过远门。赵孟頫的此札中再三说到的“远行”“远役”，天然便是势在必行的北京面圣事。研讨者们也早就提醒过，1286年程文海奉旨到江南搜访遗佚，他非常清楚关于前朝天孙赵孟頫的征召，对元世祖来说具有特别的政治含义。不管这次搜访是否有“强征”的意味，但就赵孟頫而言，他先已拒绝了夹谷之奇及杜道坚的引荐，此顷对负有皇命的朝廷要员程文海的“约谈”天然有了不同一般的精力压力。
他是长时刻受民间传统文明与道德教育的儒者，救世济民是他的人生抱负，而入仕则是完成这种抱负的重要途径。赵孟頫自己就曾说过：“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全国，此学者之初心。”可是，仕元便是“变节”，必定会遭到自己良知的不时责怪与亲友们的白眼及前史的责疑。因而能够不用计较程文海是否给赵氏施加过压力，就赵孟頫而言，他自己已给自己制作了对立重重进退维谷的心思担负。
他是一个朴实的文人，绝非巧言令色的官场混混，（况且其时他还从未踏入官场）他不能也无法“坚拒”的心态，必定失去了谢绝征召的冷静和力度。所以“远行”已在所难免，他因而心事重重，“忧烦不行言”。这种忧烦，说轻些，是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宋天孙对千里行进的担忧；说重些，则是对新朝官宦生计通俗莫测的惊骇。（作为“南人”，这种担忧尤为正常）因之，他将这种不行避免的成果称之为“远役”。尔后，他曾有诗句来描绘榜首次远行的心思感触：“昔年东吴望幽燕，长路北走如登天。”而这种境况与心境，正是确认此札写作时刻的最为重要的根据。
这通书札中，有二句话引起我的留意。赵孟頫把直面程文海时的应对失措写作“应付失宜”。“应付”有等量齐观身份对等的意思。我初读此札时曾为之莞尔，但转念一想，与其说这是赵孟頫的虚荣，还不如说是旧天孙的一种庄严。另一处是赵孟頫为根绝外间的谣言，而偿还旧为郭右之的右军兰亭及王维的著作，意图是证明他“非为利而然”。王维著作与右军兰亭是郭右之从前赠予的？仍是为酬报赵孟頫屡次帮他题跋藏品作酬报而过后懊悔了？咱们已无法知晓。（札中在“偿还”二卷之后，接着说“闷中作字，或直爽告，不见罪。”所以有谤言的原因或许就出在郭右之身上）但为了庄严，他毫不犹豫地将如此宝贵的古物当即送回，那种风神气量，已跃然于纸墨之间了。
我觉得这种长时刻养成的气质，必定会流溢于他的描摹神采间。王连起先生曾抉出田师孟初度在元大都街上遇到赵孟頫，见他“神态简远，若神仙中人”便当即趋前问他：“君非子昂乎？”可见他风神气量的超乎常人。而元世祖榜首次召见他，亦当即从他的风仪神态中取得好感与信任感。
而这种尊贵的气质，相同融铸于他的翰墨。赵孟頫艺术老练期后的书法，雍容朴茂，气候堂皇，自有一种高华的庙堂气味异乎寻常。他的画，不管山水、人物、鞍马、花鸟，都朗润俊爽，格高韵雅。即便简远清淡的《双松平远图》及多幅《古木竹石》，无不有冷静冷静的气魄，而绝无枯寂凄冷之态。书画艺术的风神气韵，与他的气质素质浑然一统。“画如其人”，“书为心声”，虽不肯定，但真实老练的艺术家却真是如此。而作为一个鉴定人，掌握书画家性格素质及其某一时期特定心思状况对解读他的著作无疑起有活泼的效果。
赵孟頫《人马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不管作字作画赵孟頫的著作都有一种雍容华贵的庙堂之气。
有研讨者由于赵孟頫此札中提及郭右之原藏的“王维、兰亭二卷”，而作出《应付失宜帖》应书于郭天锡保藏王维《孟浩然像》及赵模《兰亭》之后，即至元壬辰（1292）前后。”我不能认同这一定见。先不说赵孟頫《应付失宜帖》并未阐明王维的著作是画是书。是人物仍是山水？兰亭卷是一般的唐人摹本，仍是唐代几位闻名摹帖专家如褚遂良、赵模等人的摹拓之本？是墨迹仍是碑拓？总归，都未可确认。而王维的著作，光就缜密一家著录，在元代就至少有近十件在江浙一带流转。唐宋人摹的右军兰亭，民间撒播的就更多。郭右之是一个活泼的保藏家，在他手中通过的未必仅王维《孟浩然像》一件，兰亭就更是如此。因而根据这些不确认信息作出的判别是短少说服力的。
咱们之所以不认同此札作于至元廿九年壬辰（1292），是由于1292年赵孟頫在京任职已六年之久，他与郭右之亦已三年没有碰头。（见《奉别帖》）不或许有“叠数干渎”，“偿还三物已领”等再三来往。而郭右之也不或许那么快就知道“此番”为什么“应付失宜”。如正像《赵孟頫致郭天锡应付失宜帖考》的作者所说，赵孟頫的“远役之忧”是由于外放，则明显不合情理。
种种理由前面现已述及，我要弥补的是，赵孟頫至元二十九年外放，完全是出自他自己的要求，是他自己“力请”的。他对此应该早有心思准备，况且他离乡远出六年多了，“外放”对他已不或许形成《应付失宜帖》中挥之不去的种种忧惧。事实证明，在外放前的多半年内，赵孟頫并未遭到离京任职的搅扰，一向保持着平缓的心态，这是有他当年的几通信件能够证明的。其间一通便是闻名的《致丈人节干札》，其间有这样的话：“秋间先发二姐（夫人管道升）与阿彪（重生的儿子）归去。何时若得外任，便去取也。”并说：“孟頫寓此无事，不烦忧念，但除授不决，卒难启航。”据台湾学者姜一涵、陈葆真先生考证此札书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六月廿六日。可见赵孟頫是早有调离京师的计划并“力请外补”的。所以虽谈及“除授不决”仍非常安静，一点点未见有什么担忧。而另一通致友人《希魏判簿札》与《致丈人节干札》写于同一天。相同显得心安意定，“孟頫赖庇如昨”，阐明全部健康，亦不见“忧烦不行言说”的焦虑。
《致丈人节干札》（台湾地区藏）清隽俊爽可见与右之二札间的开展头绪。
《致宗元总管札》（我国嘉德2017秋拍lot467）作于赵孟頫三十九岁时，书法圆厚其款字与《致右之二札》同出一辙。
另一通写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书札便是赵孟頫《致郭右之二帖卷》之一的《奉别帖》。其间“今秋累辈既归，孤苦伶仃在四千里外，仅一小厮自随，孓然一身，”引起了研讨者的留意，有专家考证出此札所说的“累辈”，正是赵孟頫的妻儿，所谓“既归”，便是《致丈人节干札》中“秋间发二姐与阿彪归去。”因之确认它书于同年十二月廿九日。且赵氏此札中所称：“奉别以来已复三年，”也与赵孟頫《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所说“廿六年，以公务至杭，”时刻正合。而赵孟頫那次南归后又确与郭右之见过面。所以《奉别帖》作于1291年底是切当无疑的。这时候，正是赵孟頫行将外放济南的前夜。但这封信与《致丈人节干帖》相同，并未表现出对外放的任何担忧与惶惑，乃至一字也没有提及外放。
因而我以为上述三札都从不和证明了它们与《应付失宜帖》并不写于同一时期。《应付失宜帖》中遇到的麻烦事与“外放”并无联系。
我所以觉得书札的叙事内容及其表达的心境有时或许是判别其真伪及写作年代至为重要的根据，是由于人生的特别阅历往往不会重复。就像赵孟頫将妻儿从北京送回故土，是他终身中仅有的一次相同，他在面临程文海征召时的为难境遇与因之而发生的杂乱惊慌心境，在之后也再未呈现过。他青年年代担忧的远役，成果了他日后宦途的灵通。尽管榜首次外放济南曾有过数年的压抑，那也是就任后与上司因品质差异而在工作中发生龃龉所造成的，这是事前无法估计因而也不或许先期就担忧的。所以说在与程文海交集前后的种种担忧与烦躁心境，是非常特别的也是仅有的。这是咱们认同此札作于程文海约见不久的根本原因。由于如此，这通作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的前期书札，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有含义。作为研讨赵孟頫前期思维行状的确凿牢靠的榜首手材料，它的前史价值与学术含义是其它书札都无可代替的。
二札尽管都是赵孟頫较早之作，但它们的艺术价值仍不行轻视。赵孟頫才华横溢，他在书画方面的才干早就锋芒毕露，加以勤勉与见多识广，他的功力与才思在《应付失宜帖》这件三十三岁的著作中已尽见端倪。此帖楷行错综，流丽秀美而应规入规，不难看出智永与二王父子对他的影响，然隽秀冷静已具有他自家风神。由于法韵兼备，所以非常耐看。不像宋代一味“尚意”的大部分书家，因流于率易而缺少经久耐读的艺术内在。一种要力纠时习的改造精力已模糊于笔底。
《奉别帖》比《应付失宜帖》晚六年之久，腕下明显多了一份纯熟朴茂之气。由于内容述及朋友境况的变易与自己妻儿远去的孤单，故心境激动，心手放达，所以奋笔疾书，波涛迭起，然爽快中仍有冷静之致。雍容华贵是赵孟頫书法的主体风格，行草则极为罕见。此件纵横腾跃，性格毕露，就益显其难能可贵。
两件著作，一以理法胜，一以意气胜，但从中已不难看出一个以二王为指归，以复古求出新，有丰盛文明底蕴，有坚决的独具匠心艺术建议的艺坛首领正从江南迈向大都迈向全国。我国元代由于赵孟頫而总算敞开了艺术史的全新华章。
